哈贝马斯：“不能容忍知识分子变得犬儒”

【原编者按】

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哈贝马斯扮演了现代德国的牛虻角色，就像古代雅典的苏格拉底一样。哈贝马斯也被认为是目前在世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正如本文作者所言：评价一位哲学家的遗产并没有客观的标准。但是哈贝马斯在哲学工作和公共知识分子角色上所取得的成就超越了我们时代的任何思想家，将具有长远的意义，对此很少有人提出异议。

如果有一件事不能容许

就是知识分子变得犬儒

文 | Peter E. Gordon

译 | 李孟林

1

柏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 Memorial）位于布兰登堡门附近，占地19000平方米，安置着近3000块高低起伏的水泥方块。沿着斜坡走向纪念馆中心，有的方块只及膝盖，有的则高过头顶。这些方块代表着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令人警醒，然而它是否应该选址在德国新近重建的首都心脏地带？在经过漫长的讨论之后，纪念馆才修建起来。

柏林，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2005年5月纪念馆落成之后，《时代周报》的记者注意到了一位形单影只的参观者，一位站在冰淇淋车附近的“头发雪白的绅士”。“他的手托着下巴，陷入沉思。他注视着水泥块之间拥挤的人群，那些相互追逐的青少年，拍照片的父亲，还有气喘吁吁的退休老人。这个人无声地站在那里。”记者观察到，整个场景看起来“仿佛他正在观看一场社会学实验。”然而他似乎面露不满之色。“他在思考什么？‘暂无评论’。”这个人说。“他不想在公共场合谈论这件事，时机仍未成熟。”记者离开之后，此人的“银发仍然在人群中清晰可见”。
这个沉思的银发老人就是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他在过去的六十年里扮演了现代德国的牛虻角色，就像古代雅典的苏格拉底一样。即使已经步入晚年——他现在87岁了（注：本文写于2016年）——哈贝马斯的热情仍未消减。然而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却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英雄。当今时代，在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倾心的“公共领域”里，越来越多的人物喜欢TED演讲胜过印刷出来的文字，喜欢发推文胜过强有力的理性论证。对哈贝马斯而言，没有了持续不断的公共商讨，民主制度就将崩溃，而这意味着公民必须准备好将他们的论证交付给尖锐的理性批评。
大屠杀纪念馆修建之前的争论让苦涩的记忆再次浮出水面——小说家马丁· 沃尔泽（Martin Walser）抱怨说这不啻于“为我们的不光彩过去树立丰碑”——但是对哈贝马斯而言，参与有效自我批评的意愿是民主意识的前提条件。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自豪难以打动哈贝马斯：在《时代周报》上的一篇文章里他回应了沃尔泽，强调“任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视为‘我们的耻辱’的人，都会更加在意他人对我们的看法，而不是德国公民回顾过去看到文明的崩溃时形成的对自己的看法。这样做是为了能够直面彼此，表达对彼此的尊重。”哈贝马斯推崇的是对现代民主国家的原则和程序的忠诚感。
最为激励哈贝马斯的理想，是一种对真正具有批判和自我反思精神的现代意识的信念，这种意识能够作为政治的奠基。然而也是出于这个理由，他拥抱复杂性而拒斥教条，而且对浮夸的举止毫无兴趣。哈贝马斯最近在慕尼黑参加了一场哲学研讨会，在学生的印象里他“并非一个魅力超凡的人物”。这些学生“从未听到任何修辞敏锐的论断，也没有体会到那种软化立场以便达成妥协、不管陈述有多荒谬也照单全收的迷人包容，而这种行为在当今的人文学科里实在是太普遍了”，他们也没有看到他“摆出任何的大师风范”。然而他们确实能够看到哈贝马斯思考中的激情：“当哈贝马斯思考的时候——有时候他思索地特别深入，以至于要为自己的‘结结巴巴’致歉——你会感觉到他确实进入了与某个问题的智力搏斗。”
评价一位哲学家的遗产并没有客观的标准。但是哈贝马斯在哲学工作和公共知识分子角色上所取得的成就超越了我们时代的任何思想家，将具有长远的意义，对此很少有人提出异议。Stefan Müller-Doohm出版的最新权威传记两年前以德语出版，现在由Daniel Steuer译成英文。这本传记为上面的论断给出了证据，作者写作十分用心，而且对主人公抱有极大的同情。

Stefan Müller-Doohm的哈贝马斯最新传记已推出中文版（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

这种同情心是有根据的。从他作为哲学家和公共批评家的早年时光开始，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西欧，哈贝马斯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是道德的指南针。即便是我们这些未能有幸与之共事的人，他的指引仍然不可或缺。当然，读一本仍然在世之人的传记确实有点奇怪。然而我们应该庆幸他仍然与我们在一起，还没有对他的任务感到厌倦，他仍然在为他称之为“未竟的现代性事业”做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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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出生于1929年6月18日，当时现代德国的民主制度的前景看起来很不确定。在20年代早期的灾难性通胀之后，魏玛共和国仅仅取得了部分的政治均势，而左右两边的政治派别仍然有达成政治妥协的可能性，大部分要归功于中间党派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缔造的“伟大联合”。施特雷泽曼是保守党的政治家，1923年担任总理，随后担任外交部长直至1929年秋。施特雷泽曼的逝世恰好赶上了股市崩盘，这标志着德国民主制度终结的开端。中间党派的联合开始分崩离析；社会民主党人试图维持政府，尽管德国总统——年迈的战争英雄保罗·冯·兴登堡——站在共和国的对立面。
哈贝马斯的父亲恩斯特·哈贝马斯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持有保守的政治信仰。1933年春天希特勒上台后不久，恩斯特加入纳粹党，并且在1939年战争爆发后自愿加入国防军作战。哈贝马斯10岁的时候加入了德国少年团（Deutsches Jungvolk），随后又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不过这很难说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当时的成员资格是强制性的——而且哈贝马斯宣称他要成为内科医师，从而逃过了准军事部队的训练。哈贝马斯天生腭裂，在小时候接受了一系列的外科手术，注意到这一点也是不无相关的。（如他自己所言）这让他强烈地体验到了人类的脆弱和对彼此的依赖。当时的医学课本将他的症状归为“遗传疾病”，这一点可能也增强了他对纳粹思想灌输的反感。1945年，15岁的哈贝马斯收到了参加国防军的通知，他们将要和入侵的盟军进行最后的绝望抵抗。然而由于奇特的巧合，当军警来敲门时哈贝马斯刚好不在家。不久之后美国人就到了德国，战争结束了。
德国政治家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比哈贝马斯小一岁，他曾经提过“晚生的幸运”的说法。两人都属于历史学家德克·莫斯（Dirk Moses）所称的“45年一代”，这一代的德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因为年纪太轻而未曾在第三帝国时期为军队积极效力，然而其年龄也足以知晓战争的恐怖。这一代里的许多人并不愿意纠缠于国家责任这样令人不适的问题，他们将1945年定为“零时”（Stunde null）。在随后的岁月里，随着西德开始为期三十年的复苏和转型的“经济奇迹”，他们采取了一种冷静的实用主义态度。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是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也是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标杆人物。他当年的竞选口号是“不要实验”（Keine Experimente!）。然而对于哈贝马斯而言，童年时亲历的暴政并不是当下千篇一律的理由，反而激励着更多的政治批判。哈贝马斯拒绝忘却自己国家的往事，他成为了所有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价值观不知疲倦的反对者，同时也为“面对过去”（working through the past）的事业大声疾呼。希特勒时代的记忆或许也能解释哈贝马斯个人对克里斯玛型权威的漠视。即便在哈贝马斯哲学里最困难最技术化的地方，读者仍然能够感受他对公共领域这一个理念的执着，在这里理性的论辩是观点的唯一力量来源。如果说有一条原则贯穿着哈贝马斯的所有哲学的话，那就是仅靠权力并不能证成观点：在民主体系里唯一正当的强力是他所谓的“更佳论证的无强迫的强力”。民主制度正是因为秉持这样的原则才将自身与暴政区分开来。
哈贝马斯在数次尝试之后才得到这一理念，而且还是在他克服了自己对德国智识传统里较为不理性的流派的迷恋之后才达成的。在他叔叔的书房里，他发现了康德和尼采的著作；他把地下室的厨房当做了私人的圣所，在里面大声地朗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的句子。然而“到最后”，他后来回忆到，“（它）与纳粹党陈旧口号的关联……实在是太令人难堪。”到1948年，他的学业从医学转到了历史、哲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他发现存在主义“晦涩的沙沙细语”特别吸引自己。
在哥廷根和苏黎世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后，他于1950年转到了波恩大学哲学系学习，在这儿他和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建立起了友谊。阿佩尔略为年长，新近毕业，在哲学家埃利希·罗特哈克（Erich Rothacker）手下工作。罗特哈克和第三帝国关系颇深——戈培尔的宣传部曾经请他做过广播讲座——但是一开始他对年轻的哈贝马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随后，二十岁出头的哈贝马斯开始专注于哲学人类学和威廉·冯·洪堡的语言哲学等话题，然而占据他研究中心的是马丁·海德格尔。他在学术论文和报纸文章上采取了海德格尔标志性的风格，常常提及“实体的隐匿”（the concealment of entities）和“标志的显现”（the emergence of the sign）。1954年年初，哈贝马斯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关于谢林哲学里的“绝对与历史”，这位19世纪早期哲学家的思想遗产流入了现代非理性主义的黑暗支流里。

青年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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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53年的夏天哈贝马斯知晓了海德格尔过去的政治丑闻。阿佩尔给了哈贝马斯一本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35年。在新版本里，意指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与伟大”的语言仍然在目。海德格尔对此没有解释，仅有微小的修改。愤怒的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的作为回应。“1935年的讲座，”他写道，“无情地揭露了那个时代的法西斯色彩”。
然而，最困扰哈贝马斯的是海德格尔在十八年后仍未给出解释：难道“有计划地屠戮数百万生灵”，哈贝马斯质问道，只是“存在的历史”上的一个节点？难道“澄清过往行为的责任，让人们铭记历史不是勤于思索之人最紧要的责任吗？”。哈贝马斯宣称，现在是时候“用海德格尔的思想去反对海德格尔。”这一番政治思索为他早期的存在主义热情画上了坚定的句号。在传记作者看来，这一事件也标志着年轻的哈贝马斯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尽管哈贝马斯通常会避免在家里发生冲突，但是海德格尔和他的父亲属于同一代人；他谴责德国最受推崇的哲学家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因为这一行为，24岁的哈贝马斯成为了一名公共批评家。
对于许多在50年代长大成人的人来说，联邦德国的保守氛围令人窒息。哈贝马斯的智识指导来自于国外，那时，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结束流亡回到德国。他们两人是马克思主义导向的社会研究所的领导人，二战期间避居于美国。
哈贝马斯1955年首次与阿多诺通信，随后在1956年成了他的个人助手和刚重建的社会研究所正式成员。法兰克福学派在哲学上的犀利让他受益匪浅。社会研究所宣扬的目的与他的信念不谋而合，即哲学需要跨过学科的藩篱，和社会学联合才能取得最大的成功。“批判理论”旨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神话，重新唤起启蒙运动被压抑的能量。在早年的广播节目里，哈贝马斯颂扬“吸收了德国精神的犹太人遗产”是一份恩赐，现在“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存续而言不可或缺”。但是他也发现社会研究所的氛围有些奇特。“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人物，”哈贝马斯回忆到，“一个笨拙、没有受过教育的乡村男孩，在城市里大开眼界。”阿多诺身上有一种德裔犹太人的博学风格，而纳粹曾尽力消灭这种博学。哈贝马斯说：“时间，有两个维度。”社会研究所是彻底现代的，然而也是过去时代的残存。
哈贝马斯被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性人物，但是在学术的气质上他和两位老师有显著的差异。他和阿多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融洽，但是和霍克海默的关系却比较僵硬。霍克海默对哈贝马斯颇有疑虑，担心这个年轻人的公共批判会给研究所带来恶名。许多年之后，在霍克海默与1973年去世后不久，哈贝马斯有机会看到了霍克海默写给阿多诺的私人信件全文。霍克海默在信中将他们的学生斥为革命分子，说他会帮助“东德的绅士”。霍克海默要求哈贝马斯辞职。阿多诺拒绝了，但是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1959年哈贝马斯离开了社会研究所，对于一个已婚且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学者来说，这一决定的风险着实不小。他的妻子乌特（Ute）感到惊讶。但是在哲学家伽达默尔的帮助下，哈贝马斯拿到一份奖学金，并得以完成关于“公共领域”思想的教职论文。1961年他拿到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助理教授职位。

1964年4月，德国海德堡

前左为霍克海默，前右为阿多诺，

右后方挠头的是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于一年之后发表，里面包含了许多哈贝马斯以后会进一步发展的主题。这本书常常被误认为是一部纯粹的历史研究，因为它关注了新闻报纸和咖啡厅等资产阶级机制。然而这本书实际上是将历史社会学和哲学结合了起来；它追踪了某种批判性的公共生活理想的起源以及对它的背离。欧洲资产阶级曾经许诺过这种公共性，但是从未完全实现过，这要归因于资产阶级社会对权力和财产的限制。如果说这本书的论证有一个指导原则的话，那就是康德视启蒙运动为“批判的时代”的理想。但是本书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也同样深刻：那些发现哈贝马斯对公共理性的热忱有些过于轻率的批评者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哈贝马斯在书的结尾处曾悲观地认为公共领域已经“重新封建化”了。随着大众媒体的兴起和金钱对交往的扭曲影响，那种曾经帮助资产阶级从旧制度中挣脱的理性批判理念已经面临消亡的危险。哈贝马斯警告道，公共性已经开始重新变得和封建时代类似：仅仅是一种表演。
书中的论述向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于1944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致敬，后者探讨了理性在世界历史中发挥的解放和压迫的双重影响。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两人的书以文学引用和高度抽象来推进论证，而哈贝马斯则始终注意与社会现实保持关联。他思想中这种清醒且更加现实的风格是其作为社会理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成熟作品中最显著的特点。
哈贝马斯的声誉在1960年代持续增长。1961年他参与了著名的“实证主义争论”，公开批评卡尔·波普尔，认为他培育了一种“二分的理性观”，这种理性观剥离了道德-政治维度的考量，而将理性的范围限制于自然科学和技术事宜。1964年霍克海默退休之后，哈贝马斯接受聘请，接任了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哲学教席。在人们的印象里，歌德大学期间的哈贝马斯是一名睿智的教授，带着适宜的自谦幽默。有一次哈贝马斯在歌德大学最大的礼堂里开讲座，一名学生打断了他，“问他能不能讲得更简单些，因为实在是太难理解他讲的东西了。一半的听众鼓起掌来。他承诺将尽力让听众听懂，然而另一半的听众却开始发出嘘声。哈贝马斯对那些发出嘘声的人继续说道，他可以保证自己的好意肯定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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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在学术上的成就令人敬畏，然而到1960年代末期，他成了德国政治中一个大胆且不乏争议的人物。他签署一份写给西德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声明，要求停止对越南的轰炸。他还批评了社会民主党的国家领导人（包括维利·勃兰特），因为他们轻易地与保守党妥协。
1967年夏天，警察枪杀27岁的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引发整个西德境内的学生示威。在欧内索格的葬礼之后，哈贝马斯在一次会议上为学生辩护：“学生反对派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缺乏的一种补充。我们缺乏理论视角，缺乏对掩盖行为的批判意识，将他者视为异端，在阐释和实施社会与民主宪法时缺乏激进性。”然而他对学生的支持并不是绝对的。当激进学生的领袖鲁迪·多茨克（Rudi Dutschke）提到“另一种行动形式”以及“运用暴力的可能性”时，哈贝马斯警告说“唯意志论的意识形态”很容易从乌托邦滑向他所谓的“左翼法西斯主义”。这种说法相当有杀伤力，特别是对年轻的激进分子来说，因为他们将自己视为法西斯往事的反对者。
十年之后，哈贝马斯自己会说当年的“反应有一点太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然而回首往事，他的警告似乎极有先见之明：到1970年代末期，一群左翼的武装分子已经分裂成为了所谓的“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与安德列亚斯·巴德（Andreas Baader）和乌尔丽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为伍，堕落到实施纵火、绑架和谋杀的行为。当德国保守派抓住机会给哈贝马斯扣上为恐怖主义提供“左翼理论”的荒唐帽子时，当年的道德紊乱只增不减。

以“红军派”为题材的电影《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1977年的“德国之秋”事件之后，德国在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治下迎来保守主义上升的十年。1985年，当罗纳德·里根因纪念二战盟军胜利四十周年而访问西德时，他先是参观了贝尔根·贝尔森（此处曾建立过集中营），随后参观了比特堡附近的士兵墓地，科尔在此处举办了纪念死者的仪式。然而在这些德国士兵的坟墓里也埋有武装党卫军（Waffen SS）的成员。这种冒犯行为令哈贝马斯震惊，他在《时代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科尔“抛弃了过去”。第二年“历史学家之争”进入开始阶段，当时哈贝马斯发现当代历史写作中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趋势，这种趋势试图将第三帝国的罪行相对化。当共产主义集团垮台之后，西德推进与东德的统一进程，哈贝马斯再次担心重新泛起的民族主义会让民主制度屈服于经济力量之下。“德国的利益，”他悲叹道，被“德国马克所衡量和执行”。
在大众媒体的时代，那些摆出公共知识分子姿态的人似乎更倾心于表演而非真正的对话。然而对哈贝马斯而言，真正的批判只有在主体之间的激励论争中才有可能实现。这种对不受权力不对称扭曲的理性沟通理想的执着，终于在1981年获得最精心的论述，即两卷本的皇皇巨著《交往行为理论》。这本书是整整十年的研究结晶，篇幅超过1000页，有些学者称这本书标志着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但是这种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广泛阅读了美国实用主义理论（特别是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而受启发，哈贝马斯对于语言的探究——他和同事阿佩尔将其称为“形式语用学”——并不意味者将注意力从社会事务中移开。
哈贝马斯旨在探索的理性理念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理想状态，是我们与他人建立的理性交往。这种交往精致而易损，有赖于我们对相互理解的寻求。这是一种社会创造——是主体间的理性，而非仅仅是工具理性——它的目的是达成没有强制的理想一致。质疑者可能会说哈贝马斯对人类理性的期望过高，但是除非反对者陷入自我矛盾，否则难以回避他的关键洞见。一旦某人选择真正的沟通，他就已经在认真期望可理解性了。然而每一次的交往行为都有潜在的风险，因为它将自己置于批判之下，但这就是语言的民主一面。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这种保守的观点赋予了语言一种无名的权力，超越了人类的修正或申诉。然而对于哈贝马斯而言，语言是一种脆弱的、合作的事业，只有在主体之间的空间里才能存活。它的边界是开放的，范围有可能无所不包，它是世俗理性之家。
批评者有时误把哈贝马斯认作一名冷静的逻辑学家，然而事实上他的理性主义包含了层次丰富的现代社会理论。借鉴韦伯和马克思的观点以及人类学的洞见，哈贝马斯建议我们将社会视为“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动态结合（“生活世界”指的是我们持续不断的交往行为，通过交往我们进行文化意义的再生产；“系统”则是经济和行政的基础设施，它们为社会秩序带来了稳定性）。在理想情况下，系统服务于生活世界：通过理性的商议程序，我们就如何重塑社会提出不同的方案，而且在期望政策对批评和修改保持开放的同时，我们也对系统做出修正。生活世界是我们所继承的意义世界，但是在生活世界里我们也会详查和抛弃既有的意义。福柯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将语言视为权力的网络，把控了一切的可能性，而哈贝马斯则将语言视为传统之硬化结构的溶解剂。商谈并非“一种机制”，他解释道，“它是最卓越的反-机制。”
但是哈贝马斯对系统的社会效益采取了一种现实态度。尽管他仍然吸收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他从内心来讲是一个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接受了私有产权和现代福利国家的官僚结构的长期存在。在他看来，问题在于脆弱的交往行为常常被经济利益所扭曲甚至毁坏，每当此时系统就能够使用纯粹的技术指令，这种指令不透明且独立自持，脱离我们的掌控之外。因而系统的指令可以“殖民”生活世界，其结果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物化”（reification）：社会像一个冻结的、怪异的物体与我们相对，不再是我们集体目标的反映。
在写作《交往行为理论》期间，哈贝马斯担任了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主任。研究所位于施塔恩贝格，这一带是富裕的城郊区域，离慕尼黑30公里，哈贝马斯和家人在这里定居下来。1981年他辞去研究所的职务，接受了法兰克福的哲学教授职位。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阿多诺的照片。阿多诺已于1969年去世，哈贝马斯称其为“我一生中见过的唯一天才。”

阿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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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35年里，哈贝马斯的学术兴趣有增无减。1985年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让哈贝马斯和后结构主义的读者针锋相对，特别是北美的读者。他们并不喜欢哈贝马斯对德里达和福柯等大师的批评。然而两年前哈贝马斯曾在巴黎与福柯私下会见过几次，期间他在哲学上对法国同事的疑虑至少部分地消解了。福柯于1984年6月逝世，哈贝马斯在发表的悼文里称福柯是思考启蒙运动遗产的同行者，他们本来曾计划就此主题举办研讨会。
在德国统一后的年月里，哈贝马斯逐渐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理论、法律和宗教问题之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年），他试图通过重新思考合法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充实“商谈伦理学”的体制基础。
尽管他在1994年正式退休，直到今天他仍然保持了作为学者和公共领域批评家的充沛活力。在新千年的最初几年里他重燃了对欧盟未来的忧虑，并参加了因美国出兵伊拉克引起的国际争论。2003年2月，欧洲主要城市都有大规模人群游行反对布什计划的侵略。当年5月，在布什降落在挂有“任务完成”标语的航母上，以此发起一阵公关攻势之后不久，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联合署名发表了一篇声明，同时以德文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以法文发表于《解放报》上。在文中他们认为2月的游行标志“欧洲公众的诞生”。他们写道，欧洲“必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联合国内制衡美国的霸权单边主义。在全球经济峰会上，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里，欧洲应该对未来全球内部政治的塑造发挥影响。”
欧盟最近在金融和政治方面面临的危机并没有动摇哈贝马斯的信念，他认为增强民主团结的机构能够促进真正的欧洲人认同出现。对待全球化的正确态度，在他看来，不是民族主义式的退缩（例如最近的英国脱欧公投），而是提升管理，支持横向的决策机制，反对法国和德国的政策制定者施加的“行政联邦主义”。即使在今天，哈贝马斯仍未停止为康德的世界性理想做辩护，在这种真正的世界性公共领域里，理性的纽带超越了老旧的国族归属界线。
在新传记的倒数第二章，Müller-Doohm明确地说他在分析哈贝马斯著作中的四个主题时与康德进行了对比。康德在《逻辑学讲义》提出“四个问题”用来定义“这种普世含义的哲学”：“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以及“人类是什么？”哈贝马斯成功地表明这四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这么说并无夸张：我们要保持对道德和政治理想的坚守，这些理想能让人类整体实现其最高的渴望，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知道人类的本质。与康德不同的是，哈贝马斯是一个晚期现代性的思想家；他不再认可哲学作为“科学的女王”这一崇高的信念。作为沿袭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理论家，他提倡一种“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考”，这种思考与其他人文科学紧密相连，并且对自身的社会-历史语境保持敏感。尽管真正的形而上学知识不再是哲学思辨的正当领域，哈贝马斯仍然自己开辟了一条道路，通往阿多诺所谓的“在自身崩溃时的形而上学”。在我们的理性交往能力中，在我们援引一种不抛下任何人的道德时，存在着一种（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无条件性的时刻”。尽管它缺少形而上学绝对的崇高地位，但它仍然有一丝过往观念论的痕迹。哈贝马斯说“这种绝对作为一种批判的程序变得具有流动性。”换句话说，世俗理性也并非完全世俗：在它对理性论证的适度要求里，它让一神论宗教的普世化冲动保持了活力，但同时也奋力摆脱自身的条件性而“超越了所有特殊的生活形式。”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人们的期望大为缩水，许多人已经将智识活动等同于犬儒主义，似乎我们能从公共知识分子身上期待的东西除了反讽和争辩以外便别无他物。哈贝马斯对更高理想的坚持为我们树立了持久的榜样。在他学术生涯里所获得的各种荣誉里，2004年的京都奖让他有机会肯定他对交往理性标准的信奉。“我们没能满足这些标准，这并不令人吃惊，”他说道，“但这绝没有贬低这些标准自身的价值。因为如果说知识分子——这种人常常攻击自己的同类，并宣告自身的灭亡——有一件事不能容许的话，那就是变得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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